尤巴拉吉·桑格鲁拉教授

尤巴拉吉·桑格鲁拉教授  

加德满都法学院国际法与法律哲学教授  

在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畅销书《南亚-中国经济与去殖民化法理学》的作者

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社会主义与多边国际秩序的未来

引言

“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这一观点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被剥夺和边缘化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这一信息，无论是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本质上。与那些拥有强大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体系的非西方国家相比，新冠疫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极为严重且灾难性。这些国家成功地维护或保留了基层社会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那些传统社会机构和社会依赖性被新自由主义炒作所破坏的国家（例如印度）才遭受了不良后果。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人民展示了更高的责任感，能够迅速动员所有国家卫生资源，并有效协调国家机关，以应对疫情并照顾普通民众。俄罗斯以及其他成功防止腐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和公司主义政权的国家表现良好，成功挽救了人民的生命。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国家都通过其更好的福利制度应对了疫情。属于第二类的国家包括丹麦、挪威、新加坡、韩国、芬兰、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仅举几例。尼泊尔和不丹等经济新兴国家也相对公平地应对了危机，从而防止了许多人的死亡。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纽带和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起到了相互保险的作用。父母的收入支持子女，反之亦然。推动邻里之间社会团结的基层社会机构提供了一种“帮助有需要的人”的系统。这种社会团结体现在邻里之间的互动中，表明资本主义因少数精英的利益而受损，并且不适合应对像COVID-19这样的挑战。

在这些国家中，恐慌和混乱的程度较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一体化的社会中。广大公众由于这些国家基层社会机构和国家机器所展现的高度信心，表现得更加合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作用在这方面尤为典范。相反，受西方阴谋和跨国公司威胁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表现出混乱，导致普通民众和群众极度恐慌。通常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普通民众感到心理上的困扰和被忽视。然而，约2/3的小部分人口则受到较小影响，因为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从技术高度先进的私立医疗企业——医院和康复中心购买服务。“在美国的私立医院，治疗新冠病毒的费用约为30,000美元，”普利策奖得主、前《纽约时报》记者、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赫奇斯在接受XR-TV采访时表示。这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依据，让我们通过疫情的影响来观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理查德·沃尔夫和吉恩·爱泼斯坦的观点帮助我们以极为显著的方式概括了这一对比。在他的畅销书《工作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的解药》中，理查德·沃尔夫教授总结道：“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是无能的；而且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民主的。”相反，吉恩·爱泼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允许人们“选择如何生活，选择从事的职业，选择工作地点和想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可能提供这种潜力。”爱泼斯坦是对的，但这仅适用于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人群——事实上，资本主义未能通过在各个阶层之间平等分配财富和发展机会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我们不断目睹资本主义因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歧视性做法，不断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夕，乐施会发布报告称，全球2153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全球46亿人的财富，这些人占地球人口的60%。”这份报告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当时新冠病毒刚刚开始传播，但尚未引起广泛关注。乐施会继续指出：“全球经济令人震惊地陷入困境，亿万富翁的财富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番（1）。” 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生计匮乏的情况下，而这一大部分人口，即超过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绝大多数经济上受剥夺的人口居住在由自由民主政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统治的国家. 因此，贫困已成为资本主义的“馈赠”，由“英美自由民主模式”所滋养和保护，该模式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严格的军事化。与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实相反，美国的军费开支是全球最高的。这种财富的不平等状况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恶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军事化，现在明显地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馈赠”——其不明智和不人道的政治经济学方式的结果。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已经持续了三个多世纪，并且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例如“资本主义无法创造一个共享未来和共同命运的全球社会。” 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公司垄断资本主义”，可以进一步说，它已经演变成军事化的资本主义，甚至是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系中，收入、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完全不公正且不人道。如上所述，根据乐施会的调查，只有不到10%的人口从中受益，而更多的工人阶级大众却被故意和欺诈性地剥夺，陷入极度边缘化的发展境地。广大群众被剥夺了应有的生活标准和生计手段——他们被剥夺了住房、食物、卫生、健康、教育和获得发展机会的权利。今天，全球贫困人口被迫生活在这种体系下，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这一体系的“恶毒格言”是“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2）。” 例如，在美国这个领先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越南战争之后，军费支出率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本身——年均军费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非常有趣的是，在同一时期，底层人口的收入率下降了11%，而上层20%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却上升了5%。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军事化任务或富有的公司正在从中获利（3），因此对国际安全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构成了威胁。

早些时候，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声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环境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然而，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从新冠疫情后的视角来看，广大普通民众的收入比率下降，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济学家曾主张，“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与工资水平的提高及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4）。”但这一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当前的国家中，不平等和军事化问题日益严重，从而将普通民众推向了更加难以忍受的生活境地。迈克尔·麦考马克和阿曼达·诺维洛写道：“[在美国]工资和收入继续停滞不前，工薪阶层的美国人努力维持生活水平。白人和有色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实际上，某些差距甚至扩大了。就业不足表明经济无法为愿意且能够工作的民众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当前的联邦经济政策，包括不合理的减税和放松管制措施，并没有显著促进广泛共享的繁荣（5）。”欧洲的情况类似，某些国家被迫采取紧缩政策。希腊经济的崩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德国和法国的大银行以救助的名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6）。

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其政治霸权，并始终从其军工产业中获利——武器制造业。他们支持单边全球化，利用国际法、武器和国际外交来阻止多边全球化的兴起。虽然他们的经济急剧衰退，但他们仍然固执地维护单边势力集团，并对其本国人口和非北约国家实行国家和国际政策。他们一直热衷于瓦解以某些国家为基础兴起的多边全球化趋势。俄罗斯和中国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以下“三大要素”是他们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际安全与关系中的基本策略：(a) 殖民新自由主义，(b) 全球霸权，(c) 战争工业。这三大要素是阻碍多边主义崛起与人类共同未来的致命挑战。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

“用一个更准确的术语来形容一种消除了‘大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界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正如娜奥米·克莱因所写，这是一个**企业统治体系**(7)。”她继续说道，“其主要特点是将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爆炸性的债务，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为无限制的安全开支辩护的激进民族主义(8)。” 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企业统治体系”——一种由大型跨国公司控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政府的体系。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以选举、权力分立和法治治理为标志，已经根据三边委员会的建议显著地被修改和削弱(9)。民粹主义或通过提出各种群体的关切和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参与被拒绝为“过度的民主”：这种定义背后的目标是消除妇女、青年、老年人、劳动者、少数群体和其他底层人口的政治参与。

这些通常处于被动和边缘化状态的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以表达他们的诉求。正如乔姆斯基所写，所谓的“民主危机”被精英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商界，视为更加危险的事情(10)。三边委员会引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少数“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合作管理政府的例子，建议消除所谓的“过度民主”中的人民参与(11)。响应委员会的建议，企业和右翼智库加强了游说，以确保对立法项目和机构的控制。这场针对美国以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的秘密但广泛的攻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计划被加紧推行，以实现更进一步的控制草根民粹主义的措施。这场政治阴谋最终导致了，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迪恩·伯纳姆所说，“社会主义或劳工党在政治市场上作为有组织的竞争者完全消失了”(12)。为了控制大众政治，把人民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并将国家机器完全交给企业和资本家控制，里根总统在1984年胜选后推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反人民项目，名为“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该计划严重削减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公立教育项目，违背了人们对削减军费开支的期望(13)。

因此，西方国家结构变成了一个由跨国公司，尤其是军工产业控制的企业统治体系。这一事实决定了当代西方的安全与国际关系政策。这种国家结构偏好霸权、统治和新殖民主义。北约扩展其影响至东欧和乌克兰的目标最终因这些政策而点燃，并最终导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如今已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这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其目的是徒劳地破坏多边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正在剥夺欧洲普通民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权利(1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赚钱。所以他们的利益在于利润。因此，他们不会遵守影响其利润的规则(15)。”在这个体系中，普通民众根本无关紧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应对问题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纲领，以确保通过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的理念，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16)。他在大会上对代表们说：“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经付诸行动，一系列惠及人民的举措得到了实施，人民的获得感不断增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不足4%。就业保持稳步增长，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超过1300万个。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显著改善(1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大会确认了“四个全面”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相关论述。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包括：(1) 建设小康社会，(2) 全面深化改革，(3) 依法治国，(4) 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将人民置于核心位置(18)。这四个‘全面’代表了习近平思想的基本精髓。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今后的关键挑战，不让贫困再次发生或反弹，人民的收入需要稳定和可持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开始致力于振兴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尽力与欧洲接轨，并通过各方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他为解决乌克兰内部政治纠纷和稳定欧洲与前苏联地区的关系作出了努力。然而，德国和法国背叛了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被逼入困境。北约国家积极参与分裂和遏制俄罗斯。然而，俄罗斯依然重建了经济，并恢复了其军事和武装力量。如今，俄罗斯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中国在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方面也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中国在城乡服务的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的更好再分配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显著改善、腐败的消除、公正和公正的法律和司法系统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19)。中国共产党将建设“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必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通过的法律制度来完成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与其他“目标”相联系，必须通过发展更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来推进。201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了引导法律改革的五项基本原则。它们分别是：(1) 党的领导，(2) 人民的主导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 依法治国与德治相结合，(5) 中国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政策和党章，确保了这一道路的实现，通过不分裂的党的领导来实现。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指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国家将反映人民的意志(20)。因此，中国的安全和国际关系政策侧重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贸易中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个以合作构建人类共同未来的概念，其标志性的“发展概念”是“一带一路”倡议。这种合作模式依赖于不干涉合作伙伴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因此，这一倡议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非殖民化和非霸权化”合作。这一国际合作模式决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结论：

上述讨论对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安全、国家安全及国际关系方面的差异。在后COVID-19时代，这一对比表明，资本主义正迅速在民主层面衰退，并且为了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消亡的单边影响力”而变得更具霸权性。资本主义对其公民表现出专制倾向，对其他国家则表现出霸权主义。它积极推进禁止民众参与国内政治，并在国际上制造紧张和敌对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已经消退，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展现了强大的制度和领导能力，能够应对危机，并正在成为主流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推动下，中国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成果。

“资本主义被视为在无规则的状态下生存”，而社会主义则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文化美德的信任。正如日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不破哲三所指出的，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特征(21)。这是因为，正如上述讨论的那样，资本主义运作的准则是“富人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穷人的一无所有”。经济萧条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后COVID-19世界秩序中最严重的影响是，由于去美元化迅速发展和美国债务陷阱经济的困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萧条上升。美国法定货币的崩溃正在严重加剧。这些事实可能导致西方为挽救其霸权而采取侵略行动，从而引发北约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全球冲突。世界范围内失去的社会主义的复兴与资本主义强加的国际冲突正在并行发展。当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政党也发表声明，欢迎苏维埃国家的解体，即使是革命共产主义者也将其视为“巨大的邪恶”——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它甚至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对苏联解体尤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崩溃解除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断言资本主义将永存。他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旗手。事实上，他们错得离谱。苏联的解体是苏维埃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模型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崩溃。事实上，许多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曾与苏维埃政权斗争，因为它成为世界人民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进步使命的障碍，并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增长。

资本主义者的胜利欢呼声，以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资本主义的未来了，但这种欢愉并没有持续多久。资本主义的欢庆很快就开始失去力量，甚至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感到缺少马克思这个可以拯救世界危机的救星。在2008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资本主义世界显得疲惫不堪，缺乏生产力，并且好战成性。这一危机在2002年美英入侵伊拉克、政权更迭事件以及对塞尔维亚的非人道轰炸之后得到了充分暴露(22)。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新趋势，以习近平为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合作新版本。有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趋势。其中之一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99年9月进行的观众民意调查(23)。调查问道：“你认为过去一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谁？”调查结果显示，压倒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卡尔·马克思是过去一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艾萨克·牛顿和查尔斯·达尔文分列其后。没有任何一位倡导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比马克思排名更高。“这项调查由一个在苏联解体八年后仍被称为资本主义总部的国家的国营广播公司进行，”不破哲三说道。马克思是资本主义机制的最佳分析家，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让位于社会主义。第二个例子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国际贸易副助理国务卿大卫·J·罗斯科普夫在《华盛顿邮报》中的描述。他写道：“无论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已经有人在准备一个替代它的新社会。”他指的是“已经有人在准备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24)。他对美国的国际事务政策及其经济表现持批评态度。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看不见的手，那些腐败的公司、金融家、银行家和腐败的政治家。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大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创新地创造了未来新社会主义秩序的希望。其关注生态发展模式，保护环境，强调包容性的国际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贫困，并强调共同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秩序而努力，这可能预示着全球发展方式的范式转变。最近，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和金砖国家的崛起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希望。唯一的障碍是印度在“嫁给两个丈夫——由美国主导的金砖国家和四方联盟”之间摇摆不定。如果印度明确其亲东方政策，北约霸权的死亡是必然的，而多边全球化的兴起也肯定可以实现。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的国际关系。如果金砖国家+成功，国际关系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5)。

(1) Oxfam International, “World’s billionaires have more wealth than 4.6 billion people” available on https://www.oxfam.org/en/press-releases/worlds-billionaires-have-more-wealth-46-billion-people, retrieved on 3/6/2020

(2) Adam Smith discussed invisible hands of the ‘masters of the world’—the dishonest capitalists. He observed that their greediness would turn the capitalism into a lax system, depriving general people of their stake. See, Noam Chomsky,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p.105.

(3) John D. Bell, “Military Spend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eace and Research Vol. 31, no.1, 1994.

(4) For instance, M. Gradstein, B. Milanovic, and Y. Ying in a World Bank’s research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which World Bank persisted 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olicy was, though implicit, to transplant Western concept of 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one of the strategies for uprooting socialism and welfare-based governance system across the world. For detail see, M. Gradstein et al,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5) Michael McCormack and Amanda Novello, “The Economy is not Delivering Boardly Shared Prosperity,” The True State of American Economy,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tcf.org/content/report/true-state-u-s-economy, retrieved on 3/6/2020

(6)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orrupt practices of European Union, see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07.

(7) Ibid

(8) Id.

(9) This is a commission formed to deal with the populism se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40s to 1960s in Western Countries. Western countries witnessed number of movements for social security, welfare of workers, socialism, and trade unionism. These popular movements of people were seen as ‘crisis of democracy.’ The movements were seen as challenge to the freedom and free-market, a theory that was gaining momentum in name of Neo-liberalism. See, Ibid and also (n 5). The Commission was constitute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and comprised of intellectuals from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Japan.  

(10) Noam Chomsky (Note 3), p.216.

(11) ibid

(12) For detail information on 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ee Walter Dean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Mainspr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70

(13) Noam Chomsky (note 11),  p. 215.

(14) Richard Woff, “Interview to ACT  TV, 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twitch.tv/actdottv

(15) Ibid.

(16) Xi Jinping,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es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eech delivered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8 October 2017,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17-11/03/c_136725942.htm. Retrieved on 3/6/2020

(17)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Xi Jinping,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8,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Xi_Jinping's_report_at_19th_CPC_National_Congress.pdfRetrieved on 3/6/2020.

(18) People’s Daily, 24 February 2015. Also see “China’s Xi Jinping Unveils New ‘Four Comprehensives’ Slogans,” BBC News on China, 25 February 2015.

(19) XU, Qiyuan, “Reform Directions for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in John Garrick and Yan Chang Bennett (eds.), China’s Socialist Rule of Law Reforms under Xi Jinping. London: Rutledge. 2016, p.74.

(20)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see ZHANG Xiaodan, “Rule of Law with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nd Its Recent Tendenci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9(2) 2017: 373-400.

(21) Fuwa Tetsuzo,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khata, November, 13-14, 2002 Issues. 

(22) Chomsky (Note 5), 203, 66, 70 and 228. 

(23) See, Tetsuzo, (Note, 22).

(24) Cited by Tetsuzo, Ibid. 

(25) Xi Jinping, (Note,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