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克·特雷诺
博士 | 爱尔兰 | 政治历史专家
杰克·特雷纳 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PhD)候选人 政治史专家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衰落
政治经济学的衰落 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宠,而在尚未失宠的地方,它通常被简化为纯粹的商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价值在于,它把经济、社会和国家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并分析其运作机制(1)。它使经济分析牢牢扎根于理性之中。经济学讨论往往会陷入极端的抽象,而忽视了基本现实。专业经济学家常常受到“知识的诅咒”的困扰,难以退后一步,认识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价值。政治经济学使持有不同信仰的人们能够从一个普遍接受的角度理解世界,而无需依赖特殊信仰。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继承自17世纪和18世纪伟大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大贡献之一,可能就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工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思想史有着显著的交集。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也很明显。例如,配第曾担任托马斯·霍布斯的秘书,并且是这位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哲学家的忠实学生。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20世纪的历史著作中有着显著的体现,特别是在与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小组相关的学术作品中(2)。研究英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形容历史学家小组是“我所接受过的最好的学术历史训练”,因为它提供了理解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全历史”的工具。他表示:“我认为文学、宗教、经济学和历史都是同一幅画面的一部分”(3)。希尔的工作,尤其是他对英国革命(克伦威尔革命)的关注,特别融入了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中吸收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计划经济及其危机 沃纳·克雷茨(4)在研究苏联的计划经济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起点——生产关系决定人类历史,即人类意识在其所有表现中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克雷茨仍然认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系统中生产社会形式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计划性,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克雷茨为消除这一矛盾提出的首选解决方案是计划经济。通过研究苏联的计划经济,克雷茨得出结论,尽管苏联高度重视马克思理论,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更多地与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特性相关(5)。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为克雷茨的观察提供了有力支持。 尽管克雷茨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走上了与俄罗斯特有的道路,但支持计划经济的思想贯穿了20世纪左翼的著作。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唐·拉沃伊反对这一趋势,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是短视的,未能考虑到经济活动迅速变化的本质。他希望通过回溯自英国革命以来对指令性经济的知识反对传统,吸引左翼人士,并强调了如水平派(希尔曾对此进行过研究)等团体的活动。拉沃伊反对中央计划的部分理由是,中央计划不仅不会消除那些将部分经济视为私人领地的精英,反而会巩固一个新的富豪阶层(6)。拉沃伊1985年出版的《国家经济计划:剩下什么?》未能引起左翼的广泛关注。到那时,戈尔巴乔夫已上台,并正逐步推动苏联的解体。然而,在“公开化”和“改革”提出的三十多年之前,东欧国家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机器都只达成了共识,即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必须被拆解。最激烈的抵抗来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怀旧者,他们含糊其辞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言辞表达反对,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通常可以依附的反对阵营。 左翼政治经济学的衰退 左翼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衰退可以追溯到战后西欧激进左翼政党的衰退。尽管理解马克思的工作作为基本的政治经济学从未要求服从任何全面的世界观,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另一回事(7)。在二战后不久,紧跟莫斯科路线的共产主义政党达到了巅峰。在法国,共产党(PCF)在抵抗纳粹占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它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1945年法国制宪议会选举中,PCF获得第一名,这显示了它的民众支持。戴高乐将共产主义部长提升至战后内阁,赋予他们相当大的经济事务管理权。在意大利,1946年举行的第一次战后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获胜;然而,社会主义党(PSI)和共产党(PCI)合计获得了40%的选票。到1946年,PCI是西欧成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拥有超过两百万名成员。在希腊,共产主义主导的EAM与得到英国支持的希腊王室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前者成功解放了国家,而无需盟军干预。 战后,西方共产主义政党被斯大林视为仅用于为苏联争取更多支持政策的工具。他们对莫斯科的依赖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华沙条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关键事件中受到了考验。两次外部事件都在大多数西方共产主义政党内引发了严重分裂。同时,1968年5月法国学生激进分子的起义证明只是一场昙花一现,部分原因是PCF对形势处理不当。法国工会运动(总工会)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慷慨让步,以换取罢工的结束,也导致了1968年5月激进主义的消退。 部分对苏联世界的严酷性感到失望,西方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从其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向发展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许多讨论,但我并不特别重视这种观点。促使远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影响是路易·阿尔都塞在19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它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词汇。在冷战的最后几十年中,大多数西欧共产主义政党走向“欧共主义”。这些政党开始“现代化”,并突然放弃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教条,这一趋势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出现。 马克思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最重要的遗产——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了它们的崩溃。但是,这一空缺并没有被冷战胜利者所倡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填补。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著名地说:“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人男人和女人及其家庭”(以及他们的“选择”)。这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与她声称捍卫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距离(8)。 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该领域各个作家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著作。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几乎所有货币都是数字化的事实,或许应该促使我们思考,重新接触政治经济学是否能够在未来动荡的岁月里更好地指导我们。
(1) This definition was offered by Brendan Clifford in the 1992 edi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Partition.
(2) For example: E.P. Thompson and Victor Kiernan.
(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vol. 56, p. 128.
(4) Kreitz was an inter-war German economist whose work was imbued with crisp analysis and alacrity but who has largely been overlooked.
(5) Werner Kreitz,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Planwirtschaft (1935).
(6) Don Lavoie,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What is Left? (1985)
(7) Lenin’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is a significant work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Marxist-Leninism which became the state ideology of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droppe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oviet Union subsequently stagnated.
(8) Thatcher famously was said to carry a copy of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her handbag.